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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条橘子、脑叶切除术与精神药物:剥夺身为「人」的特性的三种矫


    2020-06-23


    基于控制及防卫,社会发展出刑罚与矫正的策略,原本为遏止犯罪的发生,然而因为无知与恐惧,观念延伸至一般生活,只要不符常规、影响别人、情绪失控或跟不上进度,无法适应社会的人似乎都需要矫正了。表面上行为似乎可以矫正,但我们忽略矫正背后「心理状况被硬性调整」的现象,即「当事人不再有选择权」。他们成为良民,同时也失去了选择的能力。

    没有选择,也就失去了身为「人」的特性。

    这三个故事是:行为治疗中的心理剥夺、脑叶切除术的生理剥夺,以及精神药物的滥用。

    一、刑罚矫正:《发条橘子》的去恶心理剥夺

    这位青少年被推去的地方,一点也不像以前见过的电影院。

    整个地方挂满立体声喇叭,另外两堵墙排满小仪表,地板中间对银幕处有张牙科椅,各式各样的电线从椅子延伸出来。他事前手臂被注射一针,身体显得衰弱,全身软绵绵。他双手双脚都被綑绑,头用皮带绑在头托内,夹子夹在额头皮肤,使上眼皮提拉地吊起来,不管怎样都闭不上眼睛,最后覆上帽子及电线,肚皮上也贴满了电线。

    电影品质很好,但内容全数是暴力画面:烧杀、姦淫、掳掠,受害人惊恐、尖叫,躺卧在血泊里,或者战争画面,观看被处死及不忍萃睹的尸体堆,影片连续播放,背景音乐还放他喜欢的古典乐。他起初还看得有趣,有些不就是他做过的事吗?但长时间下来,开始觉得噁心、全身疼痛、感到想呕吐又不想呕吐。继续被迫观赏,浑身流汗、口渴难耐、心跳加快,他拼命喘息,却无法呕吐…有时他会恳求住手,有时他会发狂咒骂,但实验依旧继续。

    每天,电影都是大同小异,全是拳打脚踢,红色鲜血从面孔和身体上滴下,溅得满镜头都是。日复一日,他噁心、头痛、牙痛、严重口渴、生不如死的感觉变本加厉。直到一天早晨,他试图透过撞墙自残,可结局却是,想到这种暴力颇像电影中的暴力,噁心感窜上,反而让他筋疲瘫软,自己也不知道怎幺回事。

    实验的最后一天,没有电影没有綑绑,还给他入监时的衣裤与用品(包括他的剃刀)。他们带他来到这里,让一彪形大汉踩脚侮辱挑衅他,男人说:「来呀,不服气的话,来呀,动手啊,快动手。」虽然不明原因,但他凭本能入袋摸剃刀,像以前在街头迅速回击砍死对方。他才这样想,脑中竟然出现了这个男人口吐鲜血呼救求饶的影像,接踵而来的是噁心感、口渴和疼痛。他下意识摸摸口袋想讨好男人,制止翻涌的疼痛和噁心,那真是可怕且错乱的感觉,他只能躲避它,被打也好,只求赶快扭转对这个讨厌家伙的看法,感觉才会停止。男人不接受,鄙视大笑,观众也哈哈大笑,他绝望地哭喊道:「请让我为你效劳吧,求你了。擦鞋怎样?我可以跪下把皮鞋舔乾净的。」

    「好啦,这样就可以了。」彪形大汉退下,布洛斯基大夫对观众说:「请看,透过联想、制约与条件反射,让暴力意图伴随着猛烈的切身痛感,为了消除痛感,我们的实验对象不得不转向截然相反的态度,透过被趋向恶,反而被迫趋向善。各位觉得怎幺样?」

    「选择权,」一个浑厚的声音说,他发现是监狱的教化牧师。「这孩子没有真正的选择权,对不对?他有利己之心,害怕痛感,所以被迫走向自我糟蹋的古怪行为,这太虚假了。他不再能胡作非为,同时也不再能作道德选择。」

    「这问题很微妙,牧师,」布洛斯基大夫微笑着。「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动机,不是高尚的伦理规範,而仅仅是减少犯罪……」

    他听得懂,于是自己也大声喊:「我只能是上了发条的橘子吗?」

    他不知怎幺用上了这个词彙,是脑袋突然蹦出来的。——〈改写小说《发条橘子》,P134-160〉

    二、手术矫正:「脑叶切除术」的情绪生理剥夺

    1930年的精神病院像地狱,被送来的精神病人不是任其自生自灭,就是由院方实施怪诞的制止法:「丢入冰桶冷静」,他们只压停发作,并非治疗。

    精神病院收了哪些人?主要是战争后的军人、忧郁躁郁患者、精神病人、智能障碍,甚至偏差行为等不符社会规範的人。女性多于男性,因为当时做决定的通常是她们的先生或父亲,决定权往往高于当事人。

    精神病人是痛苦的,不时发作又不能控制,家人也不搭理,葡萄牙的神经外科医生莫尼兹(Egas Moniz)想治疗他们,他从实验白鼠的脑手术联想到对人实施类似的切断脑叶连结,他的方法是从后脑杓挖洞,如原子笔般的洞口,灌入酒精烧灼,断去情绪连结。

    1935年,莫尼兹挑选了一位住院30年的老太太作手术,当时没什幺风险告知或同意书,而饱受痛苦情绪的病人也不在乎大脑被切一点。手术后老太太反应良好,情绪平缓,智力不受影响而且出院了(不过莫尼兹的追蹤评估被后世批评),这一类切除术统称「脑叶切除术」,包括:额叶白质切除(leacotomy)、扣带回切除(cin-gnlotomy)以及后来学师的医生弗里曼(Walter Freeman)和瓦特(James Watts)的跨前额脑区底部切除术(transorbital lobotomy)。莫尼兹在1949年还得到诺贝尔医学奖。

    发条橘子、脑叶切除术与精神药物:剥夺身为「人」的特性的三种矫Photo Credit: bonkersinstitute@Wikimedia Commons CC BY 3.0
    一种脑叶切断器

    在当时没有太多治疗选择的情况下,「脑叶切除术」被视为精神疾病、忧郁症、不明暴力倾向、精神分裂症、强迫症、长期疼痛和躁郁症等情绪问题患者的神奇疗法,另外习惯性犯罪的人、犯罪少年,还有行为异常者,也是接受这种治疗不二人选,或者说他们没得选。弗里曼称他们为「无法适应社会的人」而只要「接受脑叶切除术的病人就会变成良民。」。其中女性仍为多数,以当时社会文化标準来看,比较淫蕩的单身女性也列为其中,甚至连甘迺迪家族的妹妹罗丝玛丽,不过是轻微智能障碍,也被父亲安排了这项手术。

    甘迺迪家族是社会名流,父母非常担心她智能障碍乃至后来有精神病倾向的事为人所知,影响政治前途,他们穷尽资源,实验各种教育方法想「治癒」这个女儿,然而效果有限,在她23岁那年父亲决定动手术赌一赌。

    真的有效吗?

    接受手术的人负面情绪消除了,或者说情绪全部消失,接着副作用接踵而至,口出秽言、高声唱歌、心智退化、像孩童般紧抓布偶、顺从指令……病人丧失活力,感觉好像不是原来那个人,比较像是黑白影印稿出来的模子,徒有形体,缺乏个性、感受等特徵。病人在手术后确实不那幺忧郁了,然代价是失去自我。罗丝玛丽也很惨,手术不仅没有改善智力,反而导致她近乎完全失能:言语能力严重受创、头从此歪了一边、一只腿形成奇怪的角度,无法自理生活,之后她被送至精神疗养院居住,前几年仅有父亲偶尔探望,后来就不让她出现在生活中,与家人失联。罗丝玛丽复健恢复的过程既痛苦又孤单,她的兄弟姊妹知道后,与约翰‧甘迺迪开始立法保障残障者,成立与身心障碍者相关的研究单位及数百条法案。

    「为了矫正,将原本有缺陷的大脑,以移除/破坏其他功能作为治疗方式?」这样的治疗逻辑值得我们审思,更何况一直到1960年代,医生才有在医疗前充份告知病人潜在风险的法律责任。故事并非反脑叶切除术,这个技术发展至今,不论在设备器具或技术上皆已成熟,切除大脑与情绪(边缘系统)连结的研究也不断更新与细緻,且通常是最后手段。

    故事里的哲学问题是,「我们在矫正什幺?」,人是一部机械吗?而且修理概念是「削足适履」?那些被称为病人或无法适应社会的人,是否拥有他自己的选择权,还是他必须被调整为一个良民,并付出未知的风险?

    三、今日社会的身心矫正:「精神药物是万能药?」

    一与二在二十世纪初期都曾盛行,本着「人可以矫正修理」的机械论,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傲慢与草率,如今因人权抬头已不可能如此侵入性的处置,然而「矫正」这观念就不在了吗?不,只要观念没有转变,新的时代会窜出新的方式。

    新的方式看不见侵入与剥夺的痕迹,那是「精神药物」。

    外表可见的身心障碍者,我们还懂礼让,然外观正常而心理状况较为特殊的人,社会群体的思考并不是给他们空间协助发展,而是带着偏见与歧视,害怕被攻击、被影响,强烈要他们接受矫正。心理状况较为特殊的人,精神病人或不符规範的儿童、青少年(例如:过动儿、偏差行为者),社会认为他们需要矫正才能回归团体,不然就需隔离、自生自灭。训练过动儿社会技巧,还得周遭关係配合调整,服一颗药安静下来不是快多了?要焦虑症患者面对痛苦,不吵不闹,做出有效行动,服一颗药冷静下来不是快多了?

    然而矫正的代价是什幺,服药者及家人往往不十分清楚。「服药就是治疗」的矫正观念依旧存在,许多人以为服药就会好,但谁知它还一起剥夺了什幺。药物的精準性只是神话,药物针对生理系统作调整,但它不可能分辨或自动侦测坏的然后只消灭它,如化疗治疗癌症一般,是对人体全部作用,药像洒出去的油渍,影响到处都是。药物只是工具,妥善使用可以减轻症状以专心处理其他议题,我们要讨论的是背后的哲思、矫正的论点,我们今日让病人/不适应社会的人服用精神药物,不是也如矫正故事一与二的变形,他们看起来有选择权,但其实没有。

    许多案主告诉我他们最害怕的,是服药后失去自我,虽能减少负面情绪,然也失去了自己,不能再敏锐、创造或想像。更何况青少年他们特有的躁狂与破坏,即使看似恶,是不是能被允许选择与对后果负责,这需要教养的空间与时间。《发条橘子》的主角最后长大了,成熟让他厌倦暴力,承认人的能量用于创造胜过用于破坏。

    社会害怕异己,也不懂等待成熟,为让这群人早一点成为「有用的人」,允许了精神药物、传统思想及填鸭式教育强迫植入,使他们的心理状态被硬性调整,成为良民,同时也失去了选择的能力。矫正、治疗、切除、剥夺、抑制,正是把人当成机械来看,没有自由意志,不能选择就已经不是人了。

    《发条橘子》的作者安东尼伯吉斯说,「彻底善与彻底恶一样没有人性,重要的是道德选择权。」没有活力、元气的人,就像一个「发条橘子」,外表是有机物,「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,由着上帝、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(日益取代前两者)操纵着。」。

    偏差行为、为恶或痛苦情绪,会不会冲突的其实是当下社会的秩序、禁令或主流价值呢?破坏,会不会是一种突破死气沈沈,产生新的可能及发想呢?如何在社会秩序下维持「选择权」的空间呢,或许我们都可以想一想,但别那幺快进入「矫正」,包括对我们自己。

    延伸阅读:药物会否让人失去自我?回应〈发条橘子、脑叶切除术与精神药物〉一文

    参考资料
      《发条橘子》,Anthony Burgess/王之光,1962/2011,脸谱出版。《罗丝玛丽:启发身障人权、特殊教育和医疗伦理的甘迺迪家族悲剧》,Kate Clifford Larson/张琼懿,2015/2016,行路出版。《打开史金纳的箱子》,Lauren Slater/郑雅方,2004/2006,张老师文化出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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